我们今天要聊的问题是如何适配（adapt）一个理论。也就是说，我们找到了一个相关的理论，对它进行了学习，知道它是适用的，那么怎么使用它解决我们当前遇到的困惑呢？我们的困惑可能是想办法产生一个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可能是产生一个猜想，也可能是检验猜想，或者是三者兼而有之。那么为什么不说“使用”而说“适配”呢？“使用”一词含有对被使用之物不做改变的意味；而“适配”除了含有“使用”的意思外，还有着对被使用之物进行合目的性改造之义。举个例子吧，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不是通过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得来的，而是努力将其与中国现实、中国历史、中国传统相结合，将其植入中国土壤之中，由此而结出的果实。说得白一点，今天聊的就是如何“套框框”的问题。

大体上说，理论适配问题仍然是研究者的后厨工作，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如何将这一项后厨工作透明化。他们将这个问题称为合理借鉴（appropriate borrowing）问题(Murray, Evers, & Janda, 1995)、理论情境敏感化（making thisborrowing more context sensitive）问题(Whetten, 2009)、理论情境化（theorycontextualization）问题(Hong, Chan, Thong, Chasalow, & Dhillon, 2014)、再情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问题(Moeini, Simeonova, Galliers, & Wilson, 2020)、领域理论与方法理论交互（interactionbetween domain theories and method theories）问题(Lukka & Vinnari, 2014)、合理翻译（tight mapping）问题(Accard, 2018)等。

我们从上述这些研究中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印象是，这里有两类理论。用Lukka & Vinnari的话来说，它们是方法理论（method theory）和领域理论（domain theory）。方法理论就是那些被研究者借来研究手头问题的理论透镜（theoretical lens）；经过一番折腾，研究者对手头问题获得的理解就是领域理论。容易理解，但是要准确定义却不容易，我们这里也不打算定义它们，就在这种清晰又模糊的状态中讨论吧。

图1问题表征1 （作者自制）

如图 1 所示，一般来说产生方法理论的情境（ContextM）与领域理论的生成情境（Context D）是不一样的，于是出现了理论情境敏感化、理论情境化、再情境化的讨论。这类讨论着重研究如何安置情境因素（contextual factors）。但是情境到底是啥东西？到现在也没人能说清楚，只能以举例子的方式给出一个说明，例如，时间、空间、文化氛围等。

举个例子说说情境为啥不好理解吧，Davis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TAM模型，那么产生TAM模型（理论）的情境是什么呢？不太好说。后退一步，问个更简单的问题，Davis博士论文里用的数据是什么呢？这个总是可以回答的吧。是的，Davis做了不少工作，开发了量表，用问卷数据对概念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后面又做了一些实验。我们只说问卷数据这一部分吧。问卷数据的收集对象是IBM Canada s Toronto Development Laboratory的112名雇员，里面有系统开发人员，也有管理人员；从这112名雇员收集了他们对两个信息系统的态度数据（TAM里面涉及到的那些概念）：一个是电子邮件系统、另外一个是XEDIT文件编辑器（我也不知道是啥）。数字货币概念股龙头（数字货币概念股龙头股票有哪些）TAM模型里概念间的关系由此得到数据支持。

那么产生TAM的情境是什么呢？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吧，（在XXX年XXX地方）电子邮件系统和XEDIT文件编辑器的用户（XXX人）对二者的使用情况。我把这叫作产生理论的经验基础或者现象基础。其实，这也不是很精确，说不定是Davis观察到了某个人使用另外一个信息系统的情况后，产生的TAM构想。但是我们不做考察了，以有历史记录的东西为准吧。

Davis搞出了个TAM，但是他的目的绝不是仅仅说明TAM适用于在XXX年XXX地方的XXX人对电子邮件系统和XEDIT文件编辑器的使用情况。他可能认为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人们对可预见的新的信息系统的使用（接受）情况应该也符合TAM的描述。我没有找到Davis的原话来支持这个想法，料想大体上是没问题的。

现在再回答产生TAM的情境是什么，我们会怎么说呢？“在XXX年XXX地方的XXX人对电子邮件系统和XEDIT文件编辑器的使用情况”+“在可预见的将来，人们对可预见的新的信息系统的使用（接受）情况”，可能是一个合理的回答。

如果现在我要研究老师们在教学中对“腾讯会议”的使用或接受情况。我找的方法理论就是TAM，那么现在如何表征这个问题呢？

图2问题表征2 （图为作者自制）

此时图2可能是个更为恰当的表征，产生TAM的情境与手头研究问题的情境应该是一样的。你不是睁眼说瞎话吗？TAM原来研究的是电子邮件系统，你现在却研究“腾讯会议”，这怎么会是一样的呢？Davis提出TAM的时候怎么可能知道“腾讯会议”是什么东西。我们不必争吵。不同人对情境的理解的差异在此时就会集中暴露。最极端的一种理解就是，只要时间不一致（哪怕是一毫秒的差异），情境就不一样。

那么TAM能用来分析老师们在教学中对“腾讯会议”的使用或接受情况吗？TAM本来可能就声称适用于我们要研究的这个问题，我们再去研究一下，是否没有必要呢？我的观点是，只要TAM的积累到当前时刻的经验基础，还没有覆盖到老师们在教学中对“腾讯会议”的使用或接受情况，就可以用。如果覆盖到了，还能用吗？可以用，但是得有点新东西。即使退到最后，我们还可以声称是一个复制性研究（replication study），但此时发表可能有点问题。

所以我们决定在问题表征中不提情境这个东西，如图3所示。

图3问题表征3 （图为作者自制）

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怎么把一个方法理论的框框套在我们关心的现象上面，与我们对现象的常识、经验理解等相结合，得出我们的领域理论。

图4问题表征4 （图为作者自制）

今天只关注一个借来的方法理论，下次我们集中讨论有多个方法理论的情况，如图 4所示。至此，我们对今天的问题算是说清楚了。

我们用图 5这个讨论框架来组织对今天问题的回答。回答主要包括两个要点：①方法理论的适配过程——如何翻译方法理论并提供理由？②声称贡献——我们的研究贡献在哪里，是否足够？

图5讨论框架 （图为作者自制）

适配的过程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选择某个方法理论的一部分元素，然后结合我们对待解释问题的理解，对这些元素进行操作，最终组合成领域理论。因此，我们借用了Whetten的四要素理论模型用来说哪些理论元素可以被选择、被操作；借用了(Wang, 2008)的概念代数、(Hong et al., 2014)的理论情境化策略、(Jiang, Jiang, London, Grover, &Sun, 2016)的理论借鉴策略等来讨论如何对所选择的方法理论元素进行操作，并提供实例说明。

在声称贡献方面，我们借鉴(Lukka & Vinnari, 2014)的做法，分别明确当前的研究对方法理论和领域理论的贡献，并指出二者必居其一是研究得以发表的前提。

路线图看过了，我们上路吧。

问题一：如何“翻译”方法理论

如果我们对待解释的现象有基本的了解，一般不难在方法理论中找到与这个现象相关的概念和命题。那么为什么要对方法理论中的What、How、Why、When进行“翻译”呢？我们前面交代过，如果方法理论的经验基础尚未覆盖到我们关注的现象，此时，把方法理论往待解释现象上套，方法理论的元素一般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这个转变的过程就是“翻译”的过程。

例1我们先看个完整的例子吧。(Crossler, Di Gangi, Johnston, Bélanger, &Warkentin, 2018)以采用保护动机理论（PMT）研究组织中员工的信息安全政策遵从动机为例，展示了方法理论各元素的翻译过程。

我们先看一下保护动机理论是啥。我对PMT不熟悉，所以找个图挺难的，图 6所示的是根据(Crossler et al., 2018)的叙述还原的PMT（不是全的，是经过作者们对PMT要素选择过的结果）。

图 6PMT理论

(Crossler et al., 2018)把PMT应用到员工的信息安全政策遵从动机，他们开始时的翻译版本如图 7所示。

图7作者们对PMT的初步翻译，图来自(Crossler et al., 2018)，略有改变

我们对比一下图6和图7：

首先，作者们进行了要素的选择，threatseverity、threat vulnerability、Intrinsicand extrinsic personal rewards、self-efficacy、response efficacy、response costs和protection motivation这几个构念被作者们选出来了（其实一个完整的PMT还包含了其他的构念）。

然后，几位作者借鉴了(Kuechler & Vaishnavi, 2012)的做法，明确地列出一个翻译表格。表格分为三列：第一列是方法理论的元素；第二列是翻译为领域理论后的对应元素；第三列提供了为何做如此翻译的理由。

图8对PMT中What的翻译，截图来自(Crossler et al., 2018)

这其中改变最大的是最后一行protectionmotivation，翻译后成了compliance motivation。因为此时要研究的是信息安全策略的遵从动机，这里，遵从信息安全策略的动机不仅仅有protection动机还有remediation动机。threat severity和threat vulnerability也有较小的改变，作者们在这两个构念前都加了一个词personal，并进行了解释，PMT中，员工感受到的threat必须得是personal的，这是PMT理论里面threat的原有含义。这意味着，在信息安全策遵从动机研究中，有一些threat可能不是personal的。

图9对PMT中How的翻译，截图来自(Crossler et al., 2018)

图 9表示的是对方法理论PMT中的命题“How”的翻译，几位作者没有改变原理论的关系（注意第一列内容行的第二行中的"compliancemotivation"可能是笔误，应改为"protectionmotivation"）。

几位作者给的例子中没有对PMT中"Why"的翻译。

图10对PMT中When的翻译，截图来自(Crossler et al., 2018)

图10中内容行的第一行说PMT模拟的是个人对其从环境中感知到的威胁的评估和应对的评估（这里没有突出“个人”，原文中说了）。第二行说的是这些威胁具有个人相关性。作者们的翻译对PMT有一定的改变：PMT适用于个人所处的一切环境；翻译后的版本则说适用于organizational settings，对PMT的适用情境作了限缩（第二列内容行第一行中的“environmental sources”可能是笔误，应改为“organizationalsettings”）。

拿着这个初步翻译的方法理论，作者们心里也没底，为了放心，他们又做了一些访谈。在进一步熟悉情况后，几位作者觉得那个初步翻译的版本不太好，需要做调整。删掉了一些构念、增加了一些构念、修改了一些构念，最终得到的构念列表如图 11所示。

图11最终的构念列表，截图来自(Crossler et al., 2018)

作者们增加了non-responsecosts这个概念，它有两个维度personal non-response costs和organizational non-response costs；增加了communicationclarity和policy comprehension这两个构念作为调节变量；删掉了Intrinsic and extrinsic personal rewards；修改了threatseverity, 使之包含两个维度(personal threat severity 和organizational threat severity)；修改了threatvulnerability，使之包含两个维度(personal threat vulnerability 和organizational threat vulnerability)；其他的与初步翻译版本保持一致。最终生成的翻译版本，也就是生成的domain theory 如图 12所示。

图12对PMT最终的翻译版本，也就是生成的领域理论截图来自(Crossler et al., 2018)

例子我们讲完了，对方法理论如何翻译，我们也走了一遍了，大家有一个直观的印象。接着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给我一个方法理论，我自己咋翻译啊？我们看图 5这个路线图，那就把这个方法理论MT的What、How、Why和When找出来，然后看看哪些对手头的问题来说是讲得通的，哪些是讲不通的；讲得通的，保留，讲不通的，修正就行了呗。

最困难的问题就在这里，讲得通、讲不通不是很好判断。这可能需要大家一方面对MT有深入的把握，另一方面对手头的问题有深入的理解。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我想说的一点是，What、How、Why、When这些元素的适配或翻译，它们的地位可能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应该是What，What适配好了，剩下的那些就会顺理成章地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能对What做哪些操作呢？这里我建议大家了解一下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Yingxu Wang教授提出的概念代数。概念代数想像数值的加减乘除一样研究概念的加减乘除，对概念之间的关系、运算以及组成复杂概念的方法进行形式化处理，最终让计算机搞定。概念代数有好多版本，Yingxu Wang提的只是其中的一个版本。我见这个版本与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比较相关，所以在这里说一说。

(Wang, 2008)定义了9种生成概念的操作方法（compositional operations of concepts）p. 7，它们分别是继承（inheritance）、裁剪(tailoring)、扩展(extension)、替换(substitute)、组合(composition)、分解(decomposition)、泛化(aggregation)、特化（specification）、实例化（instantiation）。在前面的例子中，修改了threat severity, 使之包含两个维度(personal threat severity 和organizationalthreat severity)就可以说是一种分解操作；把protection motivation改为compliance motivation就可以说是一种组合操作（protectionmotivation + remediation motivation=compliance motivation）；增加的构念non-response costs，算是对response costs的某种继承操作；增加的communication clarity和policy comprehension和PMT理论中的构念似乎是没关系的，是作者们根据访谈结果提炼出来的构念。

图13生成的新概念与原概念形成的关系，图来自韩国栓,李冠宇,王元刚.概念代数在本体合并中的应用[J].计算机应用与软件,2014,31(10):53-57.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对既有的“What”进行操作（假设“保留”不算操作），无非有三种策略：增加、删除、改变（可以用Yingxu Wang定义的9种概念生成操作）。在一个Variance Theory中，构念的角色主要是自变量（前置变量）、因变量（后置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控制变量。构念的角色与三类操作策略做交叉，我们就得到不少的具体可行的方法

下面再举几个例子，把这个事情说得更清楚一些。

例2 (Hong et al., 2014)提出了对一个方法理论情境化的三种策略：①增加情境因素，把它作为方法理论核心构念的前置变量（Incorporate contextual factors as antecedents of core constructs ordependent variables）；②对方法理论的某个核心构念进行分解（改变），分解成情境因素（Decompose core constructs into contextual factors）；③增加情境因素，把它作为调节变量（Incorporate contextual factorsas moderators of relationships）。

图14方法理论TAM，来自Davis1985年博士论文第24页

图15经过翻译的TAM，截图来自(Hong et al., 2014)

例2中，Attitude towards using (an information system)被特化为Intention to use digital library。

例3的方法理论仍是图 14所示的TAM。

图16经过翻译的TAM，截图来自(Hong et al., 2014)

例3中，perceived usefulness被分解为relevance和timeliness，二者取代TAM中perceived usefulness的原位置；增加了情境因素computer self-efficacy，把它作为Intention to usedigital library的前置变量，同时作为调节变量。

例4的方法理论仍是图 14所示的TAM。

图17经过翻译的TAM，截图来自(Hong et al., 2014)

例4中，perceived usefulness不是被分解为relevance和timeliness，而是作者把这两个情境因素作为perceived usefulness的前置变量。computerself-efficacy变成了perceived usefulness和perceived ease of use的前置变量，它所调节的关系与例3相比也发生了变化。

例5展示了(King & He, 2006)观察到的研究者们是如何翻译TAM的。

图18翻译TAM的策略，截图来自(King & He, 2006)

例6 作为一个小练习，大家可以尝试分析一下，例6中作者们对方法理论做了哪些操作，他们说没说这么做的理由；如果说了，是什么；如果没说，猜猜为什么。

图19方法理论MT，截图来自(Hsieh, Rai, & Keil, 2008)

图20翻译成的DT，截图来自(M?ntym?ki, Merikivi, Verhagen, Feldberg, & Rajala,2014)

例7 前面所说的几个例子主要是对What和When的翻译，有没有对How和Why翻译的例子呢？有。先解释一下，我们说过它们之间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对What的改变，通常会导致对How的改变。比如说，增加一个方法理论中没有的情境因素作为调节变量M，那么方法理论中的How（假如是A和B正相关）就变成了Hownew（例如，在M小的时候，A和B正相关）；如果增加了新的中介变量，How肯定会改变。

我们看例7吧。(Clemons, Reddi, & Row, 1993)对交易成本理论中的一个命题进行了IT背景下的改变。

图21图示交易成本理论，截图来自(Clemons et al., 1993)

交易成本理论说的一个核心的故事是这样的：我们需要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可以从市场上买，也可以自己生产。怎么做决定呢？交易成本理论说，这要看总成本的大小来定了，哪一种方式总成本小，我们就采用哪一种方式。总成本有两部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Totalcost=production cost + transactions cost；Clemons等人说交易成本又可以进一步划分：Transactions cost=coordination cost + transactions risk。

根据作为方法理论的交易成本理论，明确的协调成本一般会导致交易风险上升（Explicit coordination has traditionally led to significanttransaction risks）。但是Clemons等人把这个How命题放在IT外包的情境中，得出了不一样的观点：Explicit coordin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significant transaction risks。他们给出的解释是：“IT can reduce the costs of explicit coordination. More importantly,it can reduce the transaction risk by improvingmonitoring and reducing the relationship specificity of investment in explicit coordination”。详细内容，大家可以去看看这篇论文吧。

有关翻译的问题，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吧，接下来说一个大家更关心的问题，怎么说我们有研究贡献。

问题二：如何声称贡献

声称贡献可能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因为大部分作者可能要搜肠刮肚来想办法让自己的研究看上去更高大上一些、研究的贡献更大一些，但是又不能吹过了头。我们原来说过，绝大多数发表的研究都是“别人没做过、我能搞得定”，但是问题意义有待商榷的研究。说它们完全无意义吧，对这些研究来说不公平；说它们有意义吧，似乎又与我们的预期相差很远；末了，我们就硬着头皮玩起了文字游戏：吹吧。

但是吹也要有套路地吹。这里我分享一个吹的原则：以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为事实基础开始吹。我们曾经用“添砖加瓦”（科研三角模型之第二角：“问题有意义”）的例子说过研究问题的意义，在声称贡献的时候，我们添的“砖”要说清楚；“砖”所起到的作用也要说清楚。

针对今天的讨论话题，我们推荐(Lukka & Vinnari, 2014)的观点：把本项研究对方法理论和领域理论的贡献分开来说，并且至少得在某一方面有贡献。对方法理论来说，我们添的砖就是方法理论和领域理论不一样的地方（翻译表格中所记录的差异部分）。对领域理论来说，我们添的砖就是本项研究结束时所得到的领域理论与本项研究开始之前的领域理论之间的差异（DT本研究完成时 - DT本研究开始时）。

差异的地方说清楚了，那么这些差异所起到的作用怎么说呢？我们经常用理解方面的增益与实践方面的增益来概括。那么理解方面的增益怎么去说，实践方面的增益怎么说，这有待进一步的讨论，暂且把它作为一个未回答的问题而搁置。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Crossler等人给我们的保护动机理论（PMT）的例子吧。

图22如何声称贡献的一个例子，截图来自(Crossler et al., 2018)

作者们说研究贡献的时候，是把对方法理论的贡献和对领域的贡献混在一起的。具体评价贡献的时候，他们套的框框是Ron Weber在2012年发表文章中提到的理论构成元素模型和理论评价标准。大家可以把这个例子当成一个练习，练一下如何改写成我们推荐的声称贡献的路子。

在这里我要回应一下师兄David的问题：“我感觉有理论支撑了（特别是当结果和理论吻合的时候），那论文就是重复了一遍，没什么新意”。这个问题是个普遍问题。例如，陈增祥说：

情境与理论发展的关系历来困扰着应用学科的研究人员，旅游学者在此问题上有3种路径可供选择：①直接借用其他心理学科的现有理论与研究发现；②基础理论或基本发现来自于其他学科，而后基于旅游情境进行理论微调，或研究发现略有差异；③旅游现象只是研究情境，研究着眼点在于研究发现真正对来自其他学科的理论有较为显著的推进，甚或提出其他学科所没有的新理论。显然，3种研究路径的难度在递增，但研究的贡献度更在递增。从提升学科地位与知识外溢的角度而言，我们应该提倡那些优秀的旅游心理研究者践行第二种和第三种的研究取向。

到目前为止，非旅游学科的学者在看待旅游心理研究成果时，大多认为当下的旅游心理研究还属于第一种取向，即研究发现仅对旅游学科有价值，但缺乏对其他学科的借鉴价值。这种认识是客观也罢，“偏见”也罢……

陈增祥.为何看不到“旅游学家研究发现……”?——来自(消费)心理学的旅游研究启示[J].旅游导刊,2017,1(03):107-110.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个问题呢？说得完整一点，“没有什么新意、没有足够贡献”是对方法理论而言的，而非针对领域理论说的。现在的问题稍微转变一点，如果我们承认“真的对方法理论没有贡献”，那么只对领域理论有贡献行不行？对领域理论的贡献是什么呢？贡献到什么程度才是一种value-added contribution，才能形成一篇在研究贡献上最小可发表的文章（minimum publishable unit）？

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准备择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今天先随便聊聊。首先说一下“领域理论”这个词，我们一直在用，只是在开头稍微作了解释，没有定义。这里稍微展开一下。领域理论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理论，也许它根本就没有一个名字，只是学者们在文献中对某个（类）现象（或问题）所积累起来的一些理解。这些理解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一些概念和命题。它们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文字、图形、公式或者其它能够用于交际的符号。理解不仅仅指这些符号所表达的概念和命题，还包含这些概念和命题所以由来的领域中的经验基础。理解的深入程度有不同：某个时点上可能我们仅仅知道某些凌乱的概念；到了另外一个时点上，我们可能发现了新概念，原有概念可能得到了修正，概念可能像珍珠被串在项链上一样被组织了起来。当理解不够深入的时候，我们的领域理论是“假”理论，此时称为“领域理解”更合适；假以时日，它也可能变成“真”理论。不过本文中我们不加区别，仅仅在这里做一下解释。

那对领域理论的贡献有哪些呢？我们可以简单地套What，How，Why，When四元素模型，说出在这些元素上我们研究前和研究后的差别：DT本研究完成时 - DT本研究开始时，然后把这些差别带来的好处说说。DT本研究完成时好说，那么DT本研究开始时是啥东西，咋确定啊？其实这就是文献综述时我们对这个领域的勾勒。可能不同学者的勾勒是不一样的，DT本研究开始时就像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样。但是打扮是有一定限度的，对她的打扮一方面要受现有文献的约束，另一方面也受你要声称的研究贡献的限制。总体上，与自然科学相比，我们的“打扮”可以说是，天地广阔，大有可为。但这绝不是值得骄傲的地方，反而是我引以为耻的地方，社会科学学者们的大好青春不应该陷到这里面。我更喜欢华山一条道，硬碰硬的那种痛快。

只对领域理论有贡献，对方法理论没有贡献，行不行呢？可以，前提是我们所要回答的那个问题是个好问题，是这个领域中大家关心的重要问题，它可能是在理论上重要，也可能是在实务上重要。好多学者反对我们为了理论而理论的做法（这在管理学界特别严重），Campbell和Wilmot称之为Theoryfor Theory’s Sake (TFTS)，简单地说，把发展理论作为我们做研究的终极目标。理论不管多漂亮，它终究是为了解决我们的领域问题而存在的。理论终究只是一个手段而已。

至于对领域理论贡献到什么程度才能发表，我也不知道，以后再讨论吧，但是我不喜欢做minimum publishable units这种切片行为，不过这也怪不得科研人员，说得严重一点，只能说有点被逼为娼的味道吧。

啰啰嗦嗦就说这么多吧。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聊的是理论的适配问题，而且是规规矩矩的适配问题，需要怎么翻译方法理论、怎么声称贡献，希望没有浪费大家的时间。里面提到的一些策略大家可以用在自己的研究中，特别是情境化的策略。

我们下一次再讲讲不那么规矩的理论适配问题（类比借鉴）和多个理论组合的问题。